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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17日至18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中美两国正在举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代表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进行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到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汇率政策这些“非常宏观的国际话题”。 但是，此类宏观问题中国普通民众已经从震荡的股市中、从上涨的物价中、从商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氛围中感同身受，而中国企业家们的感受则远远强烈得多，这些原本看似遥远的“国际问题”已经对中国众多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制造”：直面兵临城下的挑战 就在会谈的前夕，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突破了6.90心理关口，这是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创出的第44次新高，半年内人民币升值已近6%，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20%。这个冰冷数字的后面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目前中国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利润率水平都低于6%——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企业仅仅因为人民币升值就会损失掉所有利润。 根据权威数据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鞋类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的鞋产量占到了全球的63%，世界上所有人每年都会至少穿一双中国生产的鞋子。过去30年中中国制鞋始终高歌猛进，甚至顶住了多次国际反倾销事件的压力。但是，去年中国鞋在海外市场却遭遇了十几年来的“首次下降”，出口13亿双、同比下降6%；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整个制鞋行业出口量又同比下降了5.3%。温州、东莞等大批制鞋企业已经停工，“鞋都”晋江半数企业停工，多半由于利润为负而“不敢接单”。 与此同时， 物价的持续增长所反映出来的成本增长通过油价等的持续飙升已经表露无遗；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则将加速消耗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国制造企业长期享受的“低劳动力红利”；亚洲主要出口国越南、印度、印尼、甚至韩国的货币都在贬值，抢夺中国的原有出口市场。“美元贬值，石油化工等原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银行资金紧缩，以前碰到的都是某一个问题，还好办一点，现在很多因素集中在一起，只能是去求生存，不是求发展了。” 晋江市商会副会长丁荣华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采访时说。 一叶而知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依靠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依靠出口导向优惠政策，依靠高资源消耗和低附加值，用“中国价格”强烈冲击国际市场，快速发展了30年，拉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了30年，今天已经撞到了一堵坚实的“墙”。 这堵墙，恰恰是对中国企业外延式增长模式的极限挑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数据，06年美国劳动者创造的人均生产附加值达63,885美元，而在同等统计条件下，中国人均产值为约9817美元，约为对方七分之一，其中技术与管理差距是造成生产率差别的关键。 兵临城下的中国制造，路在何方？生存的抉择：向左走，向右走？ 是向右走，继续低工资、汇率与美元挂钩，继续坚持长期依赖的外延式增长模式，把低成本制造作为核心竞争力，做低端的“世界车间”？ 还是向左走，寻求类似50年前美国、30年前日本、20年前韩国的转型之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向高端进军？ 先让我们看一组数字：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0956亿美元，首次在总量上超过日本，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制造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增值率和利润率都很低，附加值程度不高。2006中国制造业500强的平均收入利润率为3.61％，同比下降16%；平均资产利润率为3.79％，同比下降14%。 没有利润的制造，无论其规模多大，在本质上都是虚弱的。不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会在几年内结束，而且资源性材料价格的上涨对于人均资源贫乏的中国是无解的问题，与澳大利亚的铁矿山之争、对石油导致的输入性通胀的无奈都反应了这一点。 低价格、低利润，中国制造1.0时代恐怕再也坚持不了多久。中国制造业要发展，继续走低成本之路实际上只会成为一厢情愿，不但无法继续保持现有低端制造产业，而且最终也失去了向高端进军的机会。 对此，业内管理专家、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王兴山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挑战。当今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形势，和90年代初期的美国非常相似。只不过当时的美国企业是被日本德国后来者追赶所逼迫， 而当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是全球经济衰退，成本上涨等诸多压力。中国制造业企业应该借鉴国际先进制造业发展经验，从集群化、信息化、服务化等方面入手，转变传统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加速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加速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通过大规模定制来提升工业化水平，通过实施精益企业战略，向管理要效益，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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