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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撰文讨论“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并不富有”，他从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找到了世界上25个国家的劳动时间与人均GDP数据，并放在同一图中比较，得出的惊人结论是：往往是那些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然后，他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来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首要性作用。他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一套良好的制度系统而深感遗憾。

　　今天，经过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新制度实证经济学的拓展之后，制度的重要性要比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所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得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更是把制度当成经济发展的首位性要素。但是，陈志武教授的整体结论“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实在让不敢苟同。他的言外之意是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初期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勤劳弥补制度缺位所带来的缺失，从而获得经济增长，而在改革后期，随着制度缺陷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此时再勤劳也无法补偿制度上的损失。我个人认为，他这一推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推敲：

　　第一，从横向来看，中国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按照麦迪森的《世界千年报告》，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的失利以及以后常年的战争使得中国跌入一个低水平的陷阱，那么中国的衰竭速度应该不会如此快。所以，用一个静态时间段内的GDP数据与劳动时间做一比较，恐怕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也无法做历史的推展。

　　第二，日本国家劳动时间并没有把日本人平常的加班时间计算在内。如果把日本人的加班时间也计算在内，这一重要异常点的出现就会使得“越勤劳的国家越贫穷”这一统计结论就下得不那么轻松了。日本人非常勤劳，但日本经济非但没有一团糟，而且他们强大的GDP也并非来自于制度上的优势。在日本，所谓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虚设的，或者说是阉割之后的民主制度，而陈志武教授所说的产权保护制度尽管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强的确认，但在日本，公共财产仍然大量存在，而这些界定不清的公共财产却丝毫没有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战后的崛起过程中，日本人阿信式的勤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未必就是正面的正式制度，最后还是要依靠日本长期发展过程所积累的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等非正式制度来弥补和支撑。

　　第三，从他的分析逻辑来看，制度的重要性并不能推翻勤劳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说，制度与勤劳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制度比勤劳要重要得多，但勤劳对经济仍是有影响的。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处于停止状态，那么勤劳也就同样也可以弥补制度上的缺失，而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都很不勤奋的时候，制度同样也可以弥补勤劳留下的空缺。因此，制度的好坏和勤劳程度对经济增长来说应该是一对互补性的正因素。